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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朱寿昌对李定的人格碾压（第4页）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当时，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这些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他共采取了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王安石废除了旧有的明经诸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转而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进士科的考试不再依赖诗赋，而是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分为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这种改革，使得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

王安石颁行了《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并规定，自此以后的科举考试必须使用这些新经典作为考试内容。

改革后，进士科的名额还有所增加，共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寄希望选拔更多的人才。

贡举新制的主要内容，说白了，就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统统不再考了。

也就是说，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 、《书经》 、《易经》 、《周礼》 、《礼记》 诸经，兼《论语》、《孟子》 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科举制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但科举改革的成果在后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对北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

他还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为国效力，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呢，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