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看书

第39章 开始受到冷落（第3页）

在宋神宗看来，李白确实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才子，但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却远不如苏轼了。他始终认为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

其实，宋神宗评价得很准，李白和苏轼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李白的诗是诗人之诗，而苏轼的诗则是学人之诗、学者之诗。

我们说苏轼乃“千古第一文人”，是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没有哪个人的文化造诣与文化成就能够超越他——他不仅在诗歌、散文、词赋、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他还在儒学经典、诸子百家、中医中药、佛教道教、水利制墨、美食造酒等多个领域，都有深湛的研究，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是李白所不能比拟的。

以上就是苏轼与李白的对比，从苏轼对胡璞题诗“惊为唐人”的态度，就表明了苏轼对于李太白不羁才学的崇敬之情。

还有一位叫顿起的举子，作为编排官的苏轼苏大人见到小顿的策论中用语憨直、不避世俗，尤为欣赏。顿起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因此，在其后的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一口气登到了山顶。

是科进士中，还有一位无锡籍人士叫陈敏（字伯修）的，尤为王安石所嘉许，称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学正。这是个正九品官，隶属于国子监，职责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等情况上报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与苏轼交游来往，私交甚厚。

后来的陈伯修同志出守台州期间，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都要树立元佑党籍碑（上有苏轼等人不行新法的党人名单），伯修坚辞不从，其下属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后，怒而碎其石，“挂冠而去”，从此自号濯缨居士，年八十一岁而终。由此可知，这种人与苏轼相厚，原来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类聚啊！

这年三月间，武穆王钱镠五世孙钱藻（字醇老）以尚书司封郎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此人曾进士及第，又中贤良方正科，曾经当过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改翰林侍读学士，除审官东院。老钱为人“清谨寡过，为治简静，人称长者”，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入馆阁，编校书籍，其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适不过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愿前去治理一州，最终竟选择去了穷山恶水的婺州。

按照宋时的官场惯例，馆阁人士补放外任，同舍之人皆会饯送一下的。在送别的酒席上，按当时惯例是先向老钱索要一首诗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样（尽管背过身就会扔进垃圾堆里）。不过，要是在场的尽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为当时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诗的每一个字为韵，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诗。这与当今的KtV里一样，大家都尽情地释放一下自我。

年长苏轼十五岁的老钱做了一首七绝，苏轼分得一个“英”字为韵，本来这是一群文人们在一起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但苏轼却在日后因该诗而得祸。

原因是苏轼在诗中借孙醇老的求出外郡，讥讽了当朝的许多投机钻营的急进者。另外，还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实施以来，百姓输纳不前，官吏们用皮鞭捶打。老百姓只能在醉酒时诉诉苦，一旦酒醒还会后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暮春时节，正当苏轼在与诸位同仁诗词唱和之际，弟弟苏辙打起背包要去赴陈州（今河南淮阳）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苏轼给二堂兄苏不疑回了信。因为前些时，二堂兄通过驿站给苏轼寄书来，告知老家的各位亲属都身体康健，让苏轼安心在京城公干。苏轼在回信时告诉二堂哥，自己的家眷，还有陈州那边苏辙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挂念。

接着，苏轼又向堂哥抱怨道，近来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员，都要被收拾，就连前任的宰辅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请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职，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带头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个性定然不会屈就，到时候肯定会被朝廷整治得死无葬身之地的。

因此，苏轼对堂哥倾诉说，现在自己还没有下决心请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闲职衙门里再等等看，先悠闲自得地消磨一段时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