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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页）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吾言不验”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患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此时保龙运动的推动者汪应蛟已经回归朝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泰昌帝死后，他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引发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间里，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1620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国户俞辛字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从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土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