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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都灵（一）（第3页）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励新人，谢兰生去比较合适。它只接受电影导演的前三部长片作品，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有众多知名电影人都曾经在这里起步。如果兰生错过都灵，他能参加的对新人比较友好的电影节就只剩下荷兰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都比较勉强。对于他们给的原因谢兰生也觉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请延交了。

因为只有一份拷贝，谢兰生又神经质般日夜不安辗转反侧，生怕再次出现问题他又必须重新冲印。他焦虑着，直到11月8号，他接到了来自都灵电影节官方的电话。

“谢导，”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都灵国际电影节的主席Matteo De Sciglio。”

“您好，我是谢兰生。”谢兰生动都不敢动，专心地听。他想象过这通电话可仍然是浑身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