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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官场险恶下与王巩的铁血交情（第3页）

随着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加深，苏轼喜欢清欢恬淡、写意直白的诗歌风格，恰好王巩极擅此类诗歌。两人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互相切磋。王巩对苏轼的文学造诣极为钦佩，经常写信与苏轼琢磨诗中的词句，苏轼也常常在设宴时邀请王巩前来喝酒行乐。

苏轼与王巩的友谊在不断的交往中愈发深厚，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与王巩的友谊。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政敌诬陷，被贬到黄州，他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收到王巩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关怀和鼓励。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个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黄州城始，心中感慨万千。回到住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寄给远在京城的王巩，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和对友谊的珍惜。

王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苏轼，并表达了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巩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他曾任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虽官职不高，却在政坛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巩一生对仕途没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挚豪义，用满腔热忱活跃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深受时人敬服和推崇。

王巩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着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王定国文集》、《清虚杂着补阙》等书籍。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着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着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走后门者）。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纸本的传世真书，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贵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张士逊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把两件遗物放在一起阐述了一番）。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这一时期，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也与苏轼有交。后来的元佑三年（1088），这位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