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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第2页）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了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发出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敢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去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要发声时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之后，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要在民间采购灯笼，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在这里苏轼埋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至少在苏轼眼里，它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所谓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好好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

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未免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也不值几个钱。

这也说明神宗皇帝从小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考虑问题可能还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些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脉与口粮，人家大老远地给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还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是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

于是苏轼耐心向小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令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多时，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果断地给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生那样的状态，激情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