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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二次守制归乡，永别故乡的云彩（第2页）

这种行状，俗称称“状”，就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时的依据。

苏轼翻阅了家父以前的藏书，找到了父亲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印象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眉山的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这无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期间，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后来出知密州，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

说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却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这是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带的摹本。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意境方面的亮点乃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按族谱还是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

所以，据苏轼后来的文中所言：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云里雾里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他们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别人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佛门长老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也是一种笑谈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宋时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的蟇颐山，别名苏坟山，向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就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苏洵的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甚至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我们已经知道，苏轼的老家的确有着老翁泉这处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