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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第3页）

八月间，王安石之母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借以显示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此论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之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这两天，张琥在归家之前专程来看望苏轼，血气方刚的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此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陈希亮在府衙的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

由于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了这一机会，特意作了篇《凌虚台记》，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其实苏轼的本意就是说，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

总之，说白了就是在告诫太守陈公弼：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着实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继位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仍沿袭祖制，也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过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就已听说过苏轼，且十分仰慕。即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日后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的。到那时，朝野上下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就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

英宗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了事。